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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北宋政治家王安石，一辈子没做过庐州太守。可翻开宋代庐州的历史，却总能看见他的名字：他在状元榜上输给了合肥人杨寘；后来又与合肥人包拯做了同僚；再往后，两任庐州太守傅尧俞、孙觉，又先后与他的变法发生了交集，都让这个“没来过庐州的人”，留下了一串庐州故事。

  （一）

  故事从一张宋代的状元榜说起。

  1042年，汴京，崇政殿。这一年的殿试，考官拟定的名次是：第一王安石，第二王珪，第三韩绛，第四杨寘。按这个排名，王安石就是状元。可卷子送到宋仁宗面前，事情出了变化。仁宗看到王安石文章中的一句“孺子其朋”，脸色不太好看。这句话出自《尚书·洛诰》，原本说的是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。

  但当时的仁宗已经做了20年皇帝，而王安石才21岁。皇帝觉得，这句话不太吉利。王铚《默记》记载，仁宗说：“此语忌，不可魁天下。”于是，第一名换人。可第二名王珪、第三名韩绛都有官职，按当时的制度不能做状元。一路往下，到了第四名。仁宗一看名字，高兴了。“若杨寘可矣。”杨寘，字审贤，庐州合肥人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排在第四的人，成了状元。

  杨寘此前乡试会试都是第一，殿试再得第一，连中三元。这样的成绩，在宋代也非常少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杨寘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“捡”到了状元。杨寘考完试后，在酒肆里喝酒，听说原来第一名的卷子另有其人，气得一拍桌子：“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！”“卫子”是当时骂人的粗话。这个让杨寘骂了一句的“卫子”，就是王安石。

  杨寘后来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润州，但还没赴任母亲去世。他因为悲伤过度，守丧期间身体垮掉，没过几年便去世了，年仅30岁。

  而那个被他骂过“卫子”的王安石，依次担任扬州签判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、常州知州等职……后来两度拜相，主持熙宁变法，名垂青史。王安石在状元榜上输给合肥人，但赢走了此后40年。

  （二）

  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多年，嘉祐年间回到朝廷后，与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一起在群牧司任职。他们的上司是合肥人包拯。

  有一年，群牧司的牡丹开得正好，包拯设宴赏花。这样的场合喝酒当然少不了。包拯端起酒杯劝下属。司马光平时不太喝酒，只喝了几杯。王安石却始终没有喝。

  司马光后来回忆这件事，说：“介甫终席不饮，包公不能强也。以此知其不屈。”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把这件小事记了下来。司马光从这场酒，看出了王安石的性格。这个人，一旦认定了事情，就很难被别人改变。

  没想到多年以后，包拯和王安石这两个曾经一起共事的同僚，会因为新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一个主张变法，一个坚决反对，渐渐成了政见上的对手。

  包拯是名臣，曾做过庐州知州。任上，他的堂舅犯法，亲戚们原以为这位“自己人”会网开一面，没想到包拯照样依法责罚，此后“亲旧皆屏息”。一个面对亲戚不肯徇私，一个面对上司不肯饮酒，司马光看到“王安石不屈”，其实也与包拯的性格有几分相似。到了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时候，与他发生冲突的人中，有两位做过庐州太守。

  （三）

  庐州太守傅尧俞，为什么两年搬了六次家？这和王安石主持变法脱不了关系。

  1067年，神宗即位，傅尧俞由和州调任庐州。傅尧俞，字钦之，郓州人，少年早慧，未冠便登第。到庐州之前，他已经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离开过朝廷。此前他在御史台任职，正赶上“濮议”之争，同僚一个个被排挤出去，他也不愿独留，主动辞职，到和州当知府。到了地方，他反而不再议论朝廷是非。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做言官时，有言官的责任；如今做地方官，就应该把朝廷的政策执行好，不能老翻过去的账。这句话很能看出他的性格：在什么位置，就尽什么责任。

  在庐州任职两年多后，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傅尧俞奉召回京。当时王安石已经进入朝廷中枢，开始主持变法，而傅尧俞与他原本交情不错。王安石对这个老朋友很看重，甚至已经替他安排好了位置，让他进谏院。没想到傅尧俞直截了当地回答：大家都说新法有不便之处，如果确实如此，我到了谏院就一定会据理力争。王安石听完很不高兴，《宋史》用了四个字：“安石愠之。”

  此后，傅尧俞两年时间，换了六个任所。古代官员调动一次，就意味着带着家眷、行李一路奔波，连续这样折腾六次，确实够辛苦。最后，他干脆请求去管理道观。后来他在徐州任职，前任知州留下了一笔亏空，他替前任偿还，钱还没有还完就离任了。后来查明这笔钱确实不是他用的，他也没有替自己辩解。

  傅尧俞的品格获得世人的推崇，庐州名宦祠里留下了傅尧俞的名字。

  （四）

  如果说傅尧俞是从庐州出发，后来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一路辗转，那么孙觉则有些不同：他是从合肥起步，20多年后，又被王安石“送”回了合肥。

  孙觉，字莘老，高邮人，1049年考上进士，任合肥主簿。他的仕途，就从庐州的合肥县开始。那一年正逢旱灾，蝗虫又起，州里要求百姓捕蝗交给官府。孙觉却提出了一个很朴素的办法：百姓已经吃不饱了，不能再靠强迫；不如拿米换蝗，百姓为了粮食，自然会尽力捕捉。知州觉得这个办法好，便推广到其他县。

  20年后，孙觉被召入朝，任知谏院。此时的王安石已经进入政治中心，而且两人原本关系不错。《宋史》说，王安石“早与觉善”，本想把孙觉引为助力。没想到，朋友归朋友，政见却要分明。神宗问起吕惠卿，孙觉直言其虽有才，却可能因利附王安石，并提醒王安石对此并未察觉。后来王、吕果然反目，孙觉的判断也被人称道。真正让两人关系转向的，则是新法。

  青苗法推行后，孙觉上疏逐条驳斥王安石援引《周礼》的依据，王安石见疏不悦，对他说：“不意学士亦如此。”后来京畿有人反映青苗法存在强迫借贷，王安石又派孙觉前往查验。孙觉发现，陈留县虽说“自愿”，实际上无人来借，便据实上奏，认为百姓确实不愿与官府发生这种借贷。结果，他反被指为态度反复，到地方任官，就此离开朝廷。

  此后，孙觉历任湖州等地，在湖州还把被水冲毁的松江土堤改建为石堤，使堤下荒地重新成为良田。1073年，他出任庐州太守。24年前，他还是合肥城里的年轻主簿；24年后，他又回到这里，成了庐州太守，能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，并以“明恕”著称。合肥百姓便把他奉为城隍，希望他死后“转岗”继续护佑一方。

  孙觉是个大度的人，他与王安石的故事，也没有停在政见不合。王安石退居钟山后，孙觉仍主动登门，两人叙旧数夕；王安石去世，他又作诔文。孙觉这一生，既有政见上的坚持，也有待人处世的宽厚。官场上的进退是一回事，人与人之间的情分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  其实，王安石与庐州地界有过交集，他担任舒州通判（治所在今安徽潜山）期间，舒州与庐州同属淮南路，地理相邻。赴舒州途中，他曾受好友李公麟邀请，到庐江汤池（庐州辖县）游历，并留下《汤坑泉》一诗。